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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布尔(Bull)公司认识布莱顿的,我们当时都在成功私有化的布尔公司工作,促使布尔同摩托罗拉、NEC和法国电信公司合并。瑟瑞对合并和收购十分在行,他有能力将布尔同一个美、亚、欧的三角联盟结合起来。他具有世界性的远见。在布尔公司,我是人力资源部高级副总裁,我和瑟瑞很快就成了朋友。当时布尔公司的业绩同汤姆森多媒体公司一样差,我们对布尔进行全面的整顿,对公司进行私有化,在公司内部实施股份所有制等。我们的措施取得了成功。”“然后,通过我为之工作的公司,接触到了大量不同的软件公司,它们都想同我的一个顾客做生意。我经常为这个顾客给有关这些不同的软件搭档写新闻稿。一天,其中一家叫任科(PeopleSoft)的公司给我打电话说:‘那是一篇很好的稿子,你能为我们写一些吗?’我回答说:‘不能。你知道我正在为其他人工作。你可以来成为我老板的公司的顾客,或者我为你找些或许能帮你的自由作家。’那天晚上我回家,想我可以这么做,这是我的大好机会。但是我想,在这件事上,我要有道德,所以,在如何离开我的雇主上我很小心。我用了两周的假期时间写了一篇商业纵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支持任科。我同一个有三四十名员工并且很有实力的公司竞争。那天我为首席执行官及其管理团队尽了全力。任科或许成立一年了。他们有500万美元的总收入和约50名员工。这是在1991年。”对加利福尼亚州公司的里程碑式研究表明:按新产品和专利来衡量,大公司的创新费用要比小公司多24倍,这很令人震惊。如果你是大官僚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这个统计会让你彻夜难眠。如果你是新兴的创业家,这个统计是你听到的最好消息了。今天很少有人需要用统计来让自己相信速度和创新是全球经济中主要的竞争因素。大多数人会同意:年轻的创业公司能够而且的确能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不仅速度快,而且富于创新精神。假设你把创新作为公司的最重要的企业价值,并在年度报告中向员工们申明了这一点,甚至将它写在任务报告的海报上,在公司大厦里四处张贴。然而,就仅此而已。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员工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它的消息了。在年度计划或预算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创新,在员工们的职位要求和年度业绩评估中也没有提到创新,创新也不是会议的讨论议题,在公司的实事通报中更是根本没有提到创新,甚至没有任何的关于创新项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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